在中国九三大阅兵前，受邀出席的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当天凌晨匆忙抵达北京，他本说不能参加，最后还是出现在天安门嘉宾席上，国际传媒自然好奇，难道印尼的全国大暴乱已平息了吗？事实上，自上月底于印尼爆发的示威抗议，在过去一星期以来，大家都非常关注，毕竟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，有近三亿人口，又是东盟最主要的经济体，占东盟GDP约40%，而且是G20唯一的东南亚成员国，其地缘政治意义深远，它的局势对区域有巨大影响，中国亦一直积极与印尼建立紧密的外交关系。

印尼总统普拉博沃（前左）在九三大阅兵当日凌晨才抵达北京，赶及在天安门出席典礼。(AFP)

　　面对中美正在激烈博弈，当九三大阅兵遇上印尼大示威，很容易又产生阴谋论，有人指大示威背后可能有美国势力的煽动，但这纯属无证据的揣测，倒不如花时间深究一下，印尼距1998年一场慷慨激昂的民主运动至今已有27年，究竟他们的革命梦实现了多少？

　　印尼过去经济表现虽然不错，但政治差强人意，今次动乱的6年前，即2019年10月，也曾发生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抗议示威，当时由被誉为最有民望的佐科执政，他亦难逃人民向他说不。他推出的《2002年第30号法令》修正案中，竟把原本独立的肃贪委员会，纳入行政机构并受其管理。贪腐正是印尼的毒瘤，佐科不仅不想办法铲除这毒瘤，反之让金权政治把反贪机构变成无牙老虎，人们对此怒不可遏。

　　此外，还有被年轻群体视为保守倒退的新《刑法》，当中把婚前性行为和侮辱总统等行为列为刑事罪，人民慨叹1998年的民主革命之路没有走多远，又再出现倒退至威权的现象。至于今次的大示威，比2019年的怒火更深，可以说是自1998年以来最撼动人心的全国怒吼，而激发点在于政府一方面宣布向本已享有多项特权的国会议员，再给予相等于3000美元的房屋津贴，另一方面老百姓因近年印尼经济放缓而充满严重经济焦虑时，政府却削减各社区的补贴资助，令老百姓生活更为困顿。

印尼2019年也爆发过大型示威，抗议政府削弱反贪机构的权能，以及将婚前性行为等列为刑事罪。(AFP)

　　因此，当只有21岁的外卖员阿凡，在送外卖期间夹在抗议人群之际，不幸遇上装甲车猛力向前冲，辗过他身躯后竟不顾而去，人民的怒忿情绪更高涨，原本只是零星的示威，却因他变成全国烈火熊熊的抗议。这令人想起2020年底在突尼斯南部自焚的青年布瓦吉吉，也是20出头，为了生活在街头摆摊，怎知每天受警察骚扰，连讨一口饭吃也这样困难，在绝望和悲愤之中，他最后以自焚作控诉。

　　这两个青年之死，分别在自己家乡引发一场大示威，何解？这两个青年的遭遇引起无数人的极大“共情”，因为死者的处境具有其所身处社会的普遍性。突尼斯和印尼军警均目中无人，视市民如蚁民，爱欺欺霸霸，因此才出现车死人都可以不当一回事；突尼斯革命前的军警一样对老百姓动不动便霸凌一番，冷血无情。

　　无论是突尼斯或是印尼，人口都以青年为主，但政治精英只管自肥，没有为基层青年提供公平竞争机会，任由他们在社会底层挣扎求存，精英们和老百姓的距离愈来愈大，令到两地老百姓很容易把自己分别投射到阿凡或布瓦吉吉身上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大有“他朝君体也相同”之悲叹，加上年轻人血气方刚，他们一挥动拳头便很容易演变成激烈行为。

印尼的年轻示威者拿着阿凡的画象一起上街。(AFP)

　　事实上，印尼外卖员愈见年轻，反映着印尼青年就业困难。只要一出家门，便可见到一大批骑着破烂电单车的外卖员，穿梭于大街小巷，他们汗流浃背，却只赚取非常微薄的日薪。何止阿凡在印尼挣扎，在这个世界不少角落，我们都可以遇上阿凡的故事。

　　再回看1998年，亚洲金融风暴重创印尼，货币贬值、物资短缺、失业率攀升，社会动荡，民间抗争不断，人们归咎于久坐总统之位30多年的独裁者苏哈托，以为踢走苏哈托后，印尼便可告别军人威权体制，转向民主化进程。其后接任的文人政府无疑进行了重大改革：实行多党制、引入三权分立、总统直选、加强立法院与宪法法院权力。

即使苏哈托（右）在1998年下台，军人威权并无因此于印尼政圈消失。(AFP)

　　虽然改革后军队正式退出国会，但仍保有庞大经济与政治影响力。要知道，现任总统普拉博沃乃是苏哈托的女婿，1998年时他为军方将领，有份下令血腥镇压示威者，他今次出动军队处理大示威，又标签示威者为恐怖份子和叛国者，正反映着军人威权时代的“强人思维”仍在部分政治文化中延续。普拉博沃去年能当选总统，乃得力于本来是政敌的佐科助选，以换取他儿子可担任普拉博沃的副手。

　　想不到这种裙带主义并没有消失，而且更公然进行，加上金权精英对制度的渗透，令到印尼社会无法根治贪腐所带来的不公不义，司法机关又常因腐败与政治干预而失去公信力。在经济上，前1%富人掌握全国约一半以上的财富，可想而知贫富差距何其巨大，社会经济差距造成“不平等民主”。未竟的革命梦，已令老百姓忍无可忍，以及感到极度挫败，执政者不是用军事手段镇压便可解决一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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